来源：中华建筑报

历数中国现代比较知名的地标性建筑及其设计师: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“鸟巢”，由2001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、来自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与中国建筑师李兴刚等合作完成；国家大剧院由法国建筑师保罗·安德鲁主持设计；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的设计者为荷兰设计师雷姆·库哈斯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是曾经设计香港机场的建筑大师诺曼·福斯特的作品……再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美术馆新馆的身上，据透露，中国美术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经过三轮四次评选，最终法国设计师让·努维尔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的联名方案获得了第一名，目前该方案正处于深化和继续完善中。

　　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中国大地上，做着中国地标性建筑的很多都是国外的知名设计师。这到底是中国人崇洋的结果还是中国本土设计师不够优秀？其实，这样的讨论一度在网上也被炒得沸沸扬扬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这些地标性建筑的设计并不是中国设计师主观希望缺席，而是不容许中国设计师进场；也不是中国设计师不够优秀，而是出资人从开始就把目光放在了洋人的身上。中国绝大部分地标性的大型公共建筑，一次又一次成为西方设计师表演的舞台和实验的战场，崇洋心态的结果就是中国设计师很难出头。虽然这种看法有失公允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其中确有崇洋心理在作怪，同时也有规避风险的因素存在。作为国家级的大型地标性建筑，其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力和扩展性是不言而喻的。请国际大师做设计的好处就是，东西无论做得好还是不够好，都会因为“名人效应”而成为经典，即便有争议，也只是在学术意义上的探讨。

　　如果说崇洋心态更多是为了规避风险，那么，回到设计本身，中国本土也不乏优秀的设计师，为什么还会在竞赛中一次又一次与大型地标性建筑擦肩？是技不如人，还是信心不足？当然，一味怪罪中国设计师也有失偏颇。地标性建筑是超出建筑本身价值之外的更多附加值的堆积，这就致使其设计本身就不那么单纯。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含量很高的设计，本身就处在两种价值的冲突之间，既不能单纯为了艺术而设计，也不能只是为了价值而设计，要两者兼顾，照顾周全。对于中国设计师来说，可能在两者之间摇摆的经验还不够丰富，这并非是专业知识的欠缺，而是还没有国际知名设计师那样游刃有余。

　　公共建筑由于其公共性，除了一般建筑都具有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外，还有很强的关系属性。如果说，建筑的物质属性是基于各种物质材料之上，并维持其肌理和结构的基本要素，那么精神属性显然是强调功能和美学表达的。这些公共建筑的基本需求对于当今建筑设计师而言，应该不成为问题。那么，更高层次的较量显然就是对各种关系的理解、把控和表达。这是中国设计师们应该看到不足的地方，更是应该学习的地方。